本報記者 董偉《中國青年報》(2014年11月17日10版)
  血蛤、青蟹行情持續看好,這喜煞了養殖戶楊天傑。然而,當想擴大池塘時,他不禁眉頭一皺:本錢從哪兒來?
  這是中國農民的尋常問題。當他們有點夢想實現的時候,這隻攔路虎一定在前方。儘管政府公佈了許多支持政策,但是農民貸款難卻始終揮之不去。農村金融遂成為“整個金融體系最為薄弱的環節”。
  不過,楊天傑要幸運一些。一塊“金融自治村”的牌子救了他,使他輕鬆貸到了急需的20萬元。“現在,濤頭村的大伙兒要貸款,不用麻煩找行長了,找村主任就行了。”
  “金融自治”是農行浙江省分行的一個創舉。在這種模式下,農民能不能貸到款,主要看村集體的裁決,不再是銀行一家說了算。
  濤頭村位於浙江省台州市的花鼓漫島,附近海域無污染,水質好,非常適宜海水養殖。因此,該村每一戶村民心中都有一幅致富藍圖。然而,這分雄心卻常常受資金短缺的困擾。像楊天傑那樣,不認識銀行的人,手續也不知道,又沒啥能擔保的,在銀行碰壁幾乎是必然的。
  “目前,農村金融供給制度與需求不相適應和匹配。這是導致農民貸款難進而引發貸款貴的重要原因。”農行台州分行副行長吳章強說,一方面農民有大量的金融需求滿足不了,另一方面銀行發展農村金融又面臨著“五難”,即“可貸農戶難選、放貸額度難定、貸款用途難管、管理成本難降、銀行風險難控”。
  一位銀行員工把其中關鍵說得更直接:“農村金融供給短缺,沒有誰比銀行更清楚。可是,這個買賣卻很難做。辛苦不算,無利可圖甚至賠本經營,就很難讓人接受了。”農村金融的盤子里,基礎設施貸款和龍頭企業貸款或還划算,農民貸款就太不合適了。額度小,成本高,風險大,效益少。
  這次創新的火花最早亮起在浙江永康。2013年下半年,農行永康支行即在花街鎮方村試點金融自治模式:只要村裡找5位聯保的村民,再由村兩委審核、公示,農行審核通過,就可以從農行貸到10萬元以內的小額貸款,辦理流程非常簡便。
  農行永康支行行長呂曉東稱,在長期服務“三農”中,農行發現村兩委有“五最”——最瞭解村民的人品和信用,最能管控農村的物權,最希望村民致富,最能及時識別農戶貸款風險,最能協助銀行化解農戶貸款風險——正適合架起農民與銀行之間的橋梁。何不與村兩委一起為村民搞金融服務呢?
  一個以“六自”流程為核心的自治制度被“創”出來:客戶自薦,農戶向村兩委提出貸款需求,經村兩委公開篩選出誠信農戶向農行推薦;擔保自組,農戶提供村兩委認可的保證人;借款自主,貸款經過農行審核簽約後,農戶在額度和期限內隨時通過“惠農通”等渠道獲得貸款,利息按實際使用天數計算;用款自律,村民對貸款進行自我管理、自我約束、自我監督,確保貸款用於合法生產經營和生活消費;服務自助,農民足不出村就可通過設在村裡的“惠農通”機具辦理借款、還款、匯款、繳費等業務;守信自勵,農行為每個村、每個農戶提供的優先信用額度、利率優惠幅度等政策直接與各自的金融自治情況掛鉤,自治情況越好,獲得的優惠越多。
  生平頭一回一次性拿到10萬元錢,方村許多村民手都有些顫抖。“一定不會失信,否則不僅自己在村裡抬不起頭,還會影響其他村民。”村民陳天真說。事實上,真有人貸了款無力償還的,這消息馬上被鄰居知道了。不用銀行自己說,村裡家家戶戶都盯著他,實在不行幫他墊錢也要還上。當真是“一戶當老賴,全村不答應”。
  濤頭村則更進一步。這個年產值一億多元,村集體年收入1000萬元,人均年收入一萬美元的村落,農行給予了更大的自由——直接給村裡授信3500萬元,戶均可貸上限提至30萬元。該村村主任林小快說:“那些真正想勤勞致富、有需要的村民我們才給通過,那些偷姦耍滑、沒需要的我們一個子兒也不放給他。何況,村集體每年有分紅,萬一誰出了岔子,我們還能扣分紅補窟窿。因此,銀行對我們村非常放心。”
  據農行浙江省分行行長馮建龍介紹,目前,全浙江205個行政村獲得“農村金融自治村”的稱號,截至9月底,這些自治村的貸款餘額7.15億元,惠及農戶5858戶,還沒有發生過一筆逾期。  (原標題:金融自治能否破解農民貸款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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