錢包

　　本報記者 董偉《中國青年報》（2014年11月17日10版）
　　血蛤、青蟹行情持續看好，這喜煞了養殖戶楊天傑。然而，當想擴大池塘時，他不禁眉頭一皺：本錢從哪兒來？
　　這是中國農民的尋常問題。當他們有點夢想實現的時候，這隻攔路虎一定在前方。儘管政府公佈了許多支持政策，但是農民貸款難卻始終揮之不去。農村金融遂成為“整個金融體系最為薄弱的環節”。
　　不過，楊天傑要幸運一些。一塊“金融自治村”的牌子救了他，使他輕鬆貸到了急需的20萬元。“現在，濤頭村的大伙兒要貸款，不用麻煩找行長了，找村主任就行了。”
　　“金融自治”是農行浙江省分行的一個創舉。在這種模式下，農民能不能貸到款，主要看村集體的裁決，不再是銀行一家說了算。
　　濤頭村位於浙江省台州市的花鼓漫島，附近海域無污染，水質好，非常適宜海水養殖。因此，該村每一戶村民心中都有一幅致富藍圖。然而，這分雄心卻常常受資金短缺的困擾。像楊天傑那樣，不認識銀行的人，手續也不知道，又沒啥能擔保的，在銀行碰壁幾乎是必然的。
　　“目前，農村金融供給制度與需求不相適應和匹配。這是導致農民貸款難進而引發貸款貴的重要原因。”農行台州分行副行長吳章強說，一方面農民有大量的金融需求滿足不了，另一方面銀行發展農村金融又面臨著“五難”，即“可貸農戶難選、放貸額度難定、貸款用途難管、管理成本難降、銀行風險難控”。
　　一位銀行員工把其中關鍵說得更直接：“農村金融供給短缺，沒有誰比銀行更清楚。可是，這個買賣卻很難做。辛苦不算，無利可圖甚至賠本經營，就很難讓人接受了。”農村金融的盤子里，基礎設施貸款和龍頭企業貸款或還划算，農民貸款就太不合適了。額度小，成本高，風險大，效益少。
　　這次創新的火花最早亮起在浙江永康。2013年下半年，農行永康支行即在花街鎮方村試點金融自治模式：只要村裡找5位聯保的村民，再由村兩委審核、公示，農行審核通過，就可以從農行貸到10萬元以內的小額貸款，辦理流程非常簡便。
　　農行永康支行行長呂曉東稱，在長期服務“三農”中，農行發現村兩委有“五最”——最瞭解村民的人品和信用，最能管控農村的物權，最希望村民致富，最能及時識別農戶貸款風險，最能協助銀行化解農戶貸款風險——正適合架起農民與銀行之間的橋梁。何不與村兩委一起為村民搞金融服務呢？
　　一個以“六自”流程為核心的自治制度被“創”出來：客戶自薦，農戶向村兩委提出貸款需求，經村兩委公開篩選出誠信農戶向農行推薦；擔保自組，農戶提供村兩委認可的保證人；借款自主，貸款經過農行審核簽約後，農戶在額度和期限內隨時通過“惠農通”等渠道獲得貸款，利息按實際使用天數計算；用款自律，村民對貸款進行自我管理、自我約束、自我監督，確保貸款用於合法生產經營和生活消費；服務自助，農民足不出村就可通過設在村裡的“惠農通”機具辦理借款、還款、匯款、繳費等業務；守信自勵，農行為每個村、每個農戶提供的優先信用額度、利率優惠幅度等政策直接與各自的金融自治情況掛鉤，自治情況越好，獲得的優惠越多。
　　生平頭一回一次性拿到10萬元錢，方村許多村民手都有些顫抖。“一定不會失信，否則不僅自己在村裡抬不起頭，還會影響其他村民。”村民陳天真說。事實上，真有人貸了款無力償還的，這消息馬上被鄰居知道了。不用銀行自己說，村裡家家戶戶都盯著他，實在不行幫他墊錢也要還上。當真是“一戶當老賴，全村不答應”。
　　濤頭村則更進一步。這個年產值一億多元，村集體年收入1000萬元，人均年收入一萬美元的村落，農行給予了更大的自由——直接給村裡授信3500萬元，戶均可貸上限提至30萬元。該村村主任林小快說：“那些真正想勤勞致富、有需要的村民我們才給通過，那些偷姦耍滑、沒需要的我們一個子兒也不放給他。何況，村集體每年有分紅，萬一誰出了岔子，我們還能扣分紅補窟窿。因此，銀行對我們村非常放心。”
　　據農行浙江省分行行長馮建龍介紹，目前，全浙江205個行政村獲得“農村金融自治村”的稱號，截至9月底，這些自治村的貸款餘額7.15億元，惠及農戶5858戶，還沒有發生過一筆逾期。　　（原標題：金融自治能否破解農民貸款難）